注釋
1 法例第1章第10B條是參照1969年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維也納公約”)的第33條而制定。本文件主要參考Mala Tabory, Multilingualism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stitutions (Sijthoff & Noordhoff, 1980)在第3及4章中有關第33條的草擬及釋義方面的討論。

加拿大的Official Languages Act第8(2)條也是屬類似的釋義條文﹐但已於1988年被廢除。該條跟香港的第10B條的寫法有所不同﹐而該條更處理在加拿大不同地方奉行普通法和大陸法之間的協調問題(有關在加拿大通過其Official Languages Act第8(2)條前後所發展的法理﹐可參閱Michael Beaupre, Interpreting Bilingual Legislation (Carswell, 1986, 2nd edn))。
2 The Queen v Tam Yuk-ha (MA No. 933 of 1996).
3 參閱The Queen v Tam Yuk-ha (同註2)。在該案中﹐涉及罪行分別被指在1995年12月5日和18日發生﹐而有關的法例《食物業(市政局) 附例》(第132章﹐附屬法例)的中文本是由總督會同行政局在1996年4月16日作出的命令宣布為真確本﹐並在1996年4月26日刊登於 憲報。之後﹐在涉及同一條文同一被告人的另一宗案件中(即The HKSAR v Tam Yuk Ha (MA No. 1385 of 1996)﹐所指罪行在1996年2 月5日發生﹐法庭認為因有關法例的真確中文本在所指罪行發生時仍未存在﹐所以不得予以考慮。
4 本文件不能將現時規範法例釋義的法理體系詳盡載錄﹐當中包含了不同的約束性規則､源於一般法律政策的原則､立法用意的推定和語文解釋準則﹐可參閱F.A.R. Bennio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A Code (Butterworths, 1997, 3rd edn) 和在這專題上的其他權威書籍。
5 Bennion (同註4), Code, Division Two。
6 Bennion (同註4), Code, Part XXVII。
7 這裏的看法是﹐法院不應以不清楚(non liquet)的原則拒絕就某中文詞語作判決(見Bennion (同註4), 頁14)。
8 Bennion (同註4), 頁947。
9 Peter Wesley-Smith, The Sources of Hong Kong Law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頁 216-7。
10 有關“informed construction”(在充分認知的基礎上進行釋疑)的內涵﹐參閱Bennion (同註4), Code, Part XIII 及 Part XIV。
11 The Queen v Tse Hing San and others (MA No. 1395 of 1996).
12 Tabory (同註1), 頁176及 195︰維也納公約第33(3)條(相當於香港法例第1章第10B(2)條)被認為是藉述明條約每種文本所載的條款均推定為具同等意義﹐來保障多語條約的所有真確本在釋義上同具權威。
13 Bennion (同註4), Code, Part VII。
14 Tabory (同註1), 頁198、 201 及 202︰有意見認為當發現不明確的段落或文本上的分歧或意見出入時﹐維也納公約第33(3)條的推定便不再維持﹐且亦不能確定這推定在該等情況下是否繼續提供指引﹐和提供指引的程度為何。因此這裏的看法是第10B(2)條本身不能解為規定採用兩種語文本中共通程度最高的涵義。
15 Tabory (同註1) 頁172、 198 及199︰雖然在維也納公約第33條的草擬過程中﹐比較不同文本的重要性得到認可﹐但公約的最後定稿並沒有以比較不同文本作為條約釋義的一般性原則。有意見認為給予文本比較作為釋義準則的地位﹐會隱含不能依靠單一種文本解釋多語條約的意味。
16 Tabory (同註1), 頁199 及220。
17 同註4。
18 Peter Wesley-Sm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ong Kong Legal System(OUP, 2nd edn), p.77ff。
19 Wesley-Smith (同註9)﹐有關對討論過法例第1章第19條的各個案件的評論﹐可參閱Chapter 14。
20 Wesley-Smith (同註9), 頁240-1︰援引Clayton [1973] 2 NZLR 211; Peter Klauser v R [1968] HKLR 201和Kong Kam-pui v R [1973] HKLR 102。
21 Wesley-Smith (同註9), 頁233-4︰討論了Sin Poh Amalgamated (Hong Kong) Ltd v Attorney General [1963] HKLR 77, [1964] HKLR 879, [1965] WLR 64。該案識別了三項證明相反用意的原則︰一、指出現相反用意的人負舉證責任﹐二、舉證責任只須以相對可能性的衡量來履行﹐三、相反用意須從法例整體的實質內容和意旨發現出來。如此﹐這裏的看法是﹐法例第1章第10B和19條所載的釋義規則﹐就其最終仍是以全條法例的作用和用意為依歸的方面而言﹐是不應受法例第1章第2(1)條所指的相反用意所取代的。
22 一般原則可參閱Glanville Williams, Learning the Law (London: Stevens 11th edn)和Wesley-Smith (同註18)。

補缺規則是指在通過法例前的法律上的情況﹐和該法例擬補救的缺失。法例是以達致制止該缺失和推行補救的目的來解釋。

字面規則是指即使會產生不切實､不公平或不道德的後果﹐仍以法例中字眼的不經增減的自然和通常意思作應用﹐即是說﹐法院既不得延伸法例意思以涵蓋“casus omissus”的情況〔法例本應有所規定但郤沒有規定的遺漏情況〕﹐亦不得縮窄法例意思以避開“casus male inclusus”的情況〔法例字面上涵蓋了本不應涵蓋的情況〕。

黃金規則是以避免荒謬或反常情況為目的而採用一個次要(或較少用)但仍合文法的意思來解釋法例﹐以求得出合理的結果。在閱讀法例時﹐法官有時會加入他覺得法例現有的字眼所必須隱含的其他字眼。法官更可能在有限的程度內更改或忽略一些法例中的字眼﹐從而使一項難以理解的條文與文本其他部分協調(例如當法例用“和”字而實指“或”字時﹐法官亦偶曾作出糾正的解釋)。
23 Wesley-Smith (同註9) 頁238︰援引Lee Pui-wah v Lam Wing-Chung (1981) Vic Oct, CJA No. 6538 of 1980
24 Wesley-Smith (同註18), 頁80。
25 系統性的釋義方法﹐可參閱Bennion (同註4)。
26 Tabory (同註1), 頁174︰在草擬維也納公約第33(4)條的過程中﹐有意見反對重複提述“object and purpose”(目的和作用)﹐因為這已經在一般性的釋義原則中出現過﹐將這元素重提的原因﹐可看作是為了提醒當在第一步驟中一般性釋義規則的其他元素均無助於解決問題時﹐在第二步驟的協調中仍不可摒棄一貫對法例目的和作用的重視。
27 Bennion (同註4), 頁355；同時參閱頁356有關支持(或更甚地積極要求)對法例作延伸釋疑的四大理據︰
(1) 有關法例的字眼與其他法例的字眼抵觸；
(2) 字面釋義的結果不稱意﹐以致立法機關不可能以此為其用意；
(3) 文稿上的謬誤以致立法用意表達失實；
(4) 與原擬成法例相距了一段時間。
28 Tabory (同註1) 頁200︰The 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在其對1966年維也納公約的草擬條款的Commentary中﹐不鼓勵有任何可能與條約統一和文本等同的原則相悖的情況﹐更加摒棄要包含各文本共通元素的狹義釋義原則。
29 Beaupre (同註1), 頁21-28︰援引Food Machinery Corp. v Registrar of Trade Marks [1946] 2 D.L.R. 258 (Ex Ct.)和Jones and Maheux v Gamache (1968), 7 D.L.R. (3d) 316 (S.C.C.)兩宗判例。在頁25中﹐前案的撮要意思謂﹐“當一個版本清晰而另一版本含糊時﹐採用清晰的版本是不足夠的.....清晰的版本還必須與含糊的版本的合理解釋協調﹐但何謂合理則只能參考法例整體才可斷定。在這情況下﹐兩個版本必須互相對照和在可能的情況下作出調整；.....如屬不可能者﹐當依據文意對其中一個版本作無可避免的選取”(譯文)。在頁28中﹐從後案總結謂文意依然是以雙語方法進行法例釋義的基礎。
30 Chan Fung Lan v Lai Wai Chuen (MP No. 4210 of 1996).
31 Tabory (同註1)﹐頁172-3︰在草擬維也納公約過程中, 有意見認為如不可能找出可協調分歧多語文本的意義時﹐應以條約起草時採用的語文為考慮。另一意見則認為在釋義過程中參照締訂條約的籌備工作和情況的同時﹐不應偏重屬偶然選用為草擬條約的語文的文本。
32 Wesley-Smith (同註9), Chapter 15 "Resort to Hansard"。可參閱Law Reform Commission of Hong Kong在1997年3月擬備的“Report on Extrinsic Materials as an Aid to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33 Wesley-Smith (同註9), 頁240﹐同時援引Calvert v Mackenzie [1937] NZLR 966。釋義準則之中有一項謂, 不應以意思不明確的法例將人處罰。然而﹐仍須在法例的文意背景下考慮和權衡一切有關因素從而得出公正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