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法例兩種語文本被指出現歧異的討論文件

處理法例兩種語文本被指出現歧異的討論文件

﹝本文件由律政司法律草擬科提供﹞

雙語立法的背景

1.1

1974年通過的《法定語文條例》(“法例第5章”) 已確立在政府與公眾人士之間的事務往來上﹐中文和英文同為香港的法定語文﹐但在1987年之前﹐法例第5章只規定本地法例以英文制定。

1.2

中英政府於1984年簽署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正式帶出為香港的成文法擬備中文真確本的需要。聯合聲明附件一第一段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府機關和法院﹐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

1.3

前憲法性文件《香港皇室訓令》在1986年修訂﹐容許以中文或英文制定法律。隨後法例第5章和《釋義及通則條例》(“法例第1章”)在1987年亦經修訂。於1990年頒布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在第九條中也規定了特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該等法律措施均為在港實施雙語立法鋪路。

1.4

《法定語文條例》(第5章) 第4(1)條現時規定﹐除了在某些例外情況下﹐所有條例均須以兩種法定語文制定及頒布。律政司(前稱律政署)的法律草擬科負責擬定所有由政府提出的條例和附屬法例的兩種語文文本。在1989年4月制定的《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條例》(第24章)是第一條雙語條例。

1.5

法律草擬科除以雙語起草新訂法例外﹐亦於1997年5月完成了為所有原本只以英文制定的現行法例擬備中文文本的工作。根據法例第5章第4B條﹐前總督會同行政局已在諮詢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後宣布中文文本為真確本﹐而根據法例第1章第34條﹐宣布中文真確本的命令在提交前立法局會議席上省覽後﹐亦通過了“不否決即批准”的批准程序。

雙語法例兩種文本的地位

2.1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1章)在1987年新訂了“關於有兩種法定語文本的法例的一般條文”的第ⅡA部。該部的主要條文第10B條訂下了對雙語法例釋疑的一般性規則。 ¹

2.2

第10B(1)條述明本港法例的兩種語文本平等的基本原則。該條規定條例的雙語文本同等真確﹐解釋條例須以此為依據。這裏的意思是指中文本既不從屬於其英文對應本﹐亦非僅為該英文本的翻譯本。

2.3

即使是原本以英文制定法例而隨後才加上宣布為真確的中文本﹐雖然兩份文本並非同時面世﹐兩者卻在其各自的立法程序中通過了正式的審議。因此﹐不論條例的中文本是與英文本同時制定﹐還是在後期才宣布為真確本﹐中文本均須詮釋為與英文本同等有效和具權威性。

2.4

事實上﹐使用任何暗示英文本享有較高地位或中文本僅屬譯本的有關詞語和字句均為不適當的。以下附表列出了一些例子。

*避免使用*	*應使用*
中文翻譯本該詞句被譯為... 中文本中的謬誤/翻譯錯誤	中文文本/中文版該詞句的中文對應詞/同等詞為... 涵義上出現分歧/歧異/出入

2.5

法例由兩種真確本結合組成。法院和法律代表不論是在以中文或英文或部分中文和部分英文進行的審訊中﹐均有權參看和依賴法例的兩種文本。 ²

2.6

雖然如此﹐一份屬本為單語法例的中文真確本在時間上的適用範圍是值得留意的。這裏是指同一法例的兩種語文本出現或生效的時間各有先後﹐此類中文文本應當作以其在憲報刊登當日起生效﹐並且對於在英文原文本生效之後但卻在中文本宣布為真確之前所發生的事實情況﹐不具追溯效力。 ³

解釋雙語法例︰一般原則

3.1

以法例字義取決的案件並不鮮見﹐詮釋現代法例可以是一個複雜過程﹐而在雙語法例並行下則更甚。沒有個別法則能解開一切疑團。法院歷年已累積了許多有關法例釋義的規則或準則﹐這些規則 ⁴ 不論在兩種語文本是否被指存有分歧時﹐亦適用於兩者的釋疑。在每宗涉及法例釋義的案件中﹐指向不同解釋的個別規則和因素要互相權衡﹐以求為有關法例找出應用於該案事實最妥貼的解釋。

3.2

法例釋義的目的在於決定和應用法例的“法律涵義”﹐即傳達立法用意的涵義。因此﹐立法用意被認為是法例釋義的最高準則﹐而一切釋義規則和原則均為尋求立法用意的指引。 ⁵

3.3

立法機關在一般情況下已將其對法例涵義的用意的最終解釋權授予法院。個別字眼或片語在法例文意中的意思為何﹐屬法律問題。即使某詞語的法律涵義不確定﹐如屬判案需要﹐法院仍有責任對其作出司法認知﹐且必須裁定其涵義。 ⁶ 由於兩種語文本同為管治法律的一部分﹐法庭裁定中文本中詞語的涵義所具的資格﹐應視為不遜於裁定英文者。 ⁷

3.4

當涉及非法律性的技術詞語(即不屬於在法院司法管轄區內通用法律的詞語)﹐而有證明指該詞語是擬就其技術上的意思使用﹐則不論其為中文或英文詞語﹐在對其涵義有疑問時便可援引證據。⁸

3.5

中國法律及習俗是本地法律的淵源之一﹐如法例載有源自中國法律及習俗的詞語﹐法院同樣可以對其涵義作出司法認知。中國法律及習俗中的一些範疇已視作成為常識﹐無須證明亦可為法院接受。然而﹐中國法律及習俗猶如外國法律一樣﹐在過往通常是以專家證供來證明。因此在處理涉及中國法律及習俗的案件時﹐除翻查有關方面的判例外﹐還可視乎情況而考慮是否需要專家證供。 ⁹

3.6

並非所有對法例涵義存疑的論據均能成立。法例文本中或會存在一些難於理解的段落﹐但這些艱澀部分一經參透﹐文本不一定真正會呈現法律涵義上的疑問。就雙語法例而言﹐須先在充分認知的基礎上(包括考慮了法例的立法歷史和文意) ¹⁰ 判斷兩種語文本在法律涵義上是否出現真實(即實質而非僅是推測上或猜想上)的疑問或矛盾﹐當有真實的疑問或矛盾時﹐才須應用雙語釋義的規則進行釋疑。 ¹¹

推定雙語文本具同等意義

4.1

法例第1章第10B(2)條推定法例的每種語文真確本所載條文﹐均具同等意義。兩種文本被視為以各自的方式傳達相同的訊息﹐它們只是同一用意的兩個表達形式﹐而結合起來是組成體現單一涵義的一套法律。法例其中一種語文的字眼和詞語﹐須當作與同一法例的另一種語文中的對應詞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¹²

4.2

法例釋疑的主要目的是找尋法例的法律涵義﹐而其法律涵義通常跟其文法上或字面上的涵義相同；當兩者不符﹐或當文法上的涵義含糊而導致法律涵義產生疑問時﹐才需要進行法例釋疑。法院屆時便得在找出立法機關擬賦予該法例的法律涵義的過程中﹐決定應對有關字眼採用字面解釋﹐還是延伸的解釋。 ¹³

4.3

法院進行雙語釋疑時﹐要重複這個過程﹐對法例兩個文本結合詮釋﹐從而找出統一的法律涵義﹐令兩個文本達致橫向等同。

4.4

若從兩種文本各自得出不同的文法或法律涵義﹐因而產生對法例的單一法律涵義的疑問﹐第10B(2)條所規定的推定﹐便不足以解決問題。此時應援引第10B(3)條解決有關的歧異。第10B(2)條不應視為默示一項在語意上配合兩種文本的解釋。涵義較為狹窄的版本不一定較另一版本可取。 ¹⁴

根據第10B(3)條進行協調

5.1

第10B(3)條對在比較兩種真確本之下出現的意義分歧作出規定。第10B條本身並無明文訂定參看和比較兩種文本的法定責任。 ¹⁵ 雖然條例並無指出須在解釋過程中何時進行比較﹐但若非同時參看兩種文本﹐則不會發現有意義分歧。在進行協調以消除分歧時﹐縱使無明文訂定比較兩種文本的法律責任﹐但亦應要求法庭作比較。 ¹⁶ 在未考慮兩種文本中的一種前﹐便不應採用另一種。

5.2

兩種文本的歧異須按照第10B(3)條﹐分兩個步驟解決。首先須引用通常適用的法律釋疑規則以解決問題﹐如無法如此解決﹐則須在考慮條例的目的和作用後﹐採用最能兼顧及協調兩文本的意義。

5.3

第一步︰引用通常適用的法律釋疑規則

5.3.1	第10B(3)條規定首先應用通常適用的法例釋疑規則。該等規則為數眾多﹐ ¹⁷ 部分見載於成文法﹐而部分由判例訂定。 ¹⁸ 以下特別簡述若干要點備考。
5.3.2	載於成文法例中的不少詞句均有在有關的法例中明文界定。法例第1章中亦載有一批詞句的定義﹐除非出現相反用意﹐該等定義普遍適用於所有成文法例。
5.3.3	法例第1章載有一般的法例釋疑指引。除第10B條外﹐另有兩條條文與雙語法例的詮釋尤為有關 : 第9條條例英文本內的中文字和詞句須按中國語文和風俗解釋。第10C條凡條例英文本內使用普通法詞句﹐而中文本內使用對應的詞句﹐則條例須依該詞句在普通法上的意義解釋。
5.3.4	更重要的規則是法例第1章第19條。該條闡明釋疑總則︰條例必須當作有補缺去弊的作用(即補救法律中的疏漏不足之處或對受屈人士給予濟助)﹐並須按其真正用意﹑涵義及精神﹐並為了最能確保達致其目的而作出公正﹑廣泛及靈活的釋疑及釋義。 ¹⁹ 雖然司法界並無在第19條的意義及效力上達成共識﹐該條普遍地被用以對比傳統的嚴謹詮釋規則﹐該等傳統規則在針對某人執行法例條文的情況下﹐容許疑點的利益歸予該人。
5.3.5	第19條要求法庭以體現立法機關用意的方式詮釋成文法例。與有關文字的字面意義相比﹐此詮釋方式可能導致較為狹窄或較為廣泛的涵義。在適當案件中應提出的論點為第19條容許偏離嚴謹的字面詮譯以避免不合理或不公正之處﹐在有清晰的立法目的時尤其如此。 ²⁰ 正如前文所述﹐法例第1章第2(1)條訂明如有相反用意﹐法例第1章的條文可免適用於其他成文法例。 ²¹ 因此﹐在解釋其他成文法則時﹐須以判別的態度考慮法例第1章中個別釋義原則的適用程度。
5.3.6	傳統上﹐法官認可三條不同的法例釋疑規則︰補缺規則﹑字面規則及黃金規則。²² 近期發展顯示不同的傳統規則有融合趨勢﹐令法律文字及精神的解釋相結合﹐即一併考慮條文文意及法例的宗旨﹐以避免乖謬的決定。
5.3.7	法例第1章第19條被認為是蘊含一種目的為本的釋義方法﹐這方法是法例釋疑中“補缺規則”的現代版本。 ²³ 其精義在於在避免過度延展字義或違背立法機關的用意的前提下﹐採納和體現整體目的。 ²⁴ 事實上﹐達致司法決定的推論過程極其複雜﹐在法例釋疑方面﹐根本沒有一條萬應萬靈的程式﹐唯靠在個別案件中﹐仔細審查和互相衡量各項不同的釋義準則及因素。 ²⁵

5.4

第二步︰最能兼顧及協調兩文本的意義

5.4.1	法例第1章第10B(3)條規定當通常適用的法例釋疑規則不能解決意義分歧﹐則“須在考慮條例的目的及作用後﹐採取最能兼顧及協調兩文本的意義”。第10B(3)條的第二部分本身亦有待解釋。
5.4.2	法例第1章第19條提及“按其真正用意﹑涵義及精神﹐並為了最能確保達致其目的”作出解釋﹐而第10B(3)條則提述“條例的目的和作用”。“用意”和“涵義”較明確地關乎成文法則在適用於具體事實狀況中意指的涵義和效力 (即其法律涵義)﹐而“目的”或“作用”則從總體上關乎有關成文法則欲補救的缺失。
5.4.3	第19及10B(3)條不能視為互相矛盾﹐因為第19條在一般情況下適用﹐並尋求一項按有關成文法則的用意﹑涵義及精神﹐最能確保達致其“目的”的解釋。第10B(3)條中的第二步則重申在解決雙語文本的歧異時﹐有關成文法則的“目的”仍是相關因素。 ²⁶ 第10B(3)條仍須受第19條所指的在顧及立法機關用意下“作出公正﹑廣泛及靈活的釋疑及釋義”的規定所規限。
5.4.4	何謂“最能兼顧及協調”是程度的問題。字句可予延展的詮釋﹐以達到最能兼顧及協調兩種文本的意義﹐縱使在詮釋過程中或會擴張或扭曲字句的文法上的意義。事實上法庭經常賦予法例條文一些窮極想像力該等條文在文法上亦不可能有的意義。有論著指出﹐有時反對字面詮釋的論點之有力﹐甚至令儘管字句按語文規律不可能有其他意義﹐亦必須賦予它們其他意義。 ²⁷
5.4.5	協調過程視乎聲稱中的差異性質及成文法例的文意而有不同。直接的解決方法為在一種文本有含糊之處而另一文本清晰顯明之時﹐或在一種文本的意義較另一文本廣闊之時﹐採納一個兩種文本共通的意義。但純以語意方法得出的共通意義不具決定性﹐它必須與立法機關擬有的法律涵義相符。 ²⁸
5.4.6	因此﹐應將有問題的詞句置於語境中考慮﹐以推究出最能體現立法機關用意的客觀解決辦法。換言之﹐協調兼顧的過程並不止於抽取兩種文本之間共通程度最高的解釋﹐因為該解釋可能抵觸法例的總體精神﹐故此﹐仍須以有關成文法例的整體目的為背景, 考慮及檢定該解釋。
5.4.7	事實上﹐如兩種文本明顯矛盾﹐便不可能有共通意義。所以應以目的及文意為本的方法﹐將兩種文本一併理解及相互比較。如此達致的詮釋﹐應能照顧到立法用意﹐此詮釋可能在其中一種或兩種語文的文本中並無文法上相應解釋。 ²⁹ 例一︰某條文的英文文本規管“entering or leaving (進入或離開)”某指定地方的車輛﹐而“entering or leaving”在該條文的中文文本中的對應詞為“進出”。以中文文本而論﹐哪些車輛受該條文規管﹐會因中文文本的不同解釋而有異。例如有關車輛可能是 ─ (A) 進入有關地方的車輛﹐或離開有關地方的車輛；或 (B) 進入有關地方在先而正在離開該地方的車輛。 (A)款詮釋與英文文本的意義一致﹐而(B)款的詮釋較英文本為狹窄。在此個案中﹐英文文本明確﹐中文文本有含糊之處。最輕易的方法是取兩種文本共通的(A)款解釋。但有關的成文法則的文意﹑目的及作用均應考慮﹐以確保(A)款解釋確與立法機關欲有的意義相符。例二︰某法例的英文文本禁止在若干情況下揮動“sharp(尖利)”的物件。“sharp”一字既可解“尖”﹐亦可解“利”。如中文文本以“尖”為“sharp”的對應詞﹐則“尖”只能涵蓋頂端鋒銳的物件。在此個案中﹐英文字眼在文法上的意義較中文對應字眼廣闊。如採用意義較狹的中文字眼﹐有鋒利邊緣的物件便不在條文的涵蓋範圍之內。在此情況下﹐應採用的方法亦是在考慮成文法例的語境及目的下詮釋兩種文本。即使較狹義的詮釋能同時與兩種文本相容﹐如果得出的結果有違立法機關的用意﹐仍屬不可接受。故此單從語文角度入手的解決方法並不能應用於所有情況。在本例子中﹐如立法機關的用意顯然是要涵蓋端尖的物件和邊利的物件﹐便需伸延“尖”字的詮釋﹐以求兼顧協調作兩解的英文字“sharp”。

兩種真確本之間無法調和的衝突

6.1

兩種文本之間的語意歧異須與技術性草擬失誤區分。正如前述﹐兼顧協調不一定指找出兩種文本間共通的意義。如果兩種文本根本不能相容﹐找出共通意義是不可能的﹐在此情況下﹐法庭或須選取最正確表達立法本意的版本。 ³⁰

6.2

舉例來說﹐某條文的英文文本訂明採取某些行動的限期為“28”日﹐而中文文本卻訂明“25”日。此類分歧明顯源自其中一種文本的差誤﹐而不能以法例釋疑的一般方法消除。如何處理此類歧異要視乎中英文文本是同時制定的抑或是有英文文本在先﹐其後再宣布中文真確本。

6.3

如成文法例原來是單以英文制定﹐其中文文本在後來宣布﹐則英文文本為正式原文﹐中文文本只是以英文文本為基礎擬備的。在確定其法律涵義的過程中﹐英文文本須視為更正確地反映立法機關在通過法例原文時的用意。在此情況下﹐便會取英文文本而捨中文文本。 ³¹

6.4

如條例的兩種文本同時制定﹐但彼此之間有差異﹐仍須決定立法本意為何﹐並或須倚仗可予接納的外在材料﹐ ³² 以令法庭可確定兩種文本中哪一種文本能正確地體現立法本意。在此情況下﹐妄自猜測立法機關用意並延伸成文法則的語文以令其符合該用意﹐實屬不可取。 ³³

6.5

在香港法例活頁版中﹐每條條例以“核對表及指引”為標題的粉紅色內頁均會顯示該條例的中文文本是否與英文文本同時制定抑或是根據法例第5章第4B條宣布的。如條例的中文文本是根據法例第5章宣布的﹐在“制定史”的標題下會有一個“199X年第(C) XX號法律公告(中文真確本)”的記項。

結語

誠然﹐法例第1章第10B條只為雙語法例的釋疑提供概括指引﹐而並非解決語意歧異的無懈可擊的方程式。法例釋疑始終是在司法機關的職能範圍內。法例的指引只能提供一個框架﹐其中的細節仍有待司法機關按個別個案的具體情況所作的判決填補。

律政司法律草擬科
1998年5月